從小酷愛歷史的孩子到底贏在哪里?

從小酷愛歷史的孩子到底贏在哪里?

在家上世界名校通識課

演講人 |?魏勇?特級教師

北京市十一學校歷史老師

授權自公號:一席(ID:yixiclub)

學院君說:魏勇是北京市十一學校的歷史老師,擁有特級教師頭銜。但他更在意的是在自己的“一厘米主權”之內(nèi),通過歷史教育培養(yǎng)學生的思維方式。“讓學生得到一個新的信息時不輕易下定論,在事實不全面的情況下懸置判斷,學會尋找全面對稱的信息,能做到觀點之前有事實、觀點與觀點之間有邏輯?!?/span>

歷史不是“背多分”

我叫魏勇,來自北京市十一學校,目前在教高中歷史。我教書二十六年,這二十六年當中,有三年是在四川省一所鄉(xiāng)村小學,八年是在四川省的一所鄉(xiāng)鎮(zhèn)中學,七年是在重慶的一所重點中學,這之后到現(xiàn)在的八年是在北京市十一學校。

我相信在座的很多人共同的歷史學習體驗是三個步驟:上課記筆記、考試背筆記、考完撕筆記。所以有人就給歷史這個學科取了一個音樂家的名字“背多分”——一背分就多;不背就是孫思邈,孫思邈是唐朝的醫(yī)學家,他的名號叫藥王——不背就“要亡”。這就是我們學習歷史的一個常態(tài)。

說實話,從站上講臺第一天開始,我就不想照本宣科地教書,但是基層的學校又有強烈的應試需求,所以我采取了一種嶄新的教學方式,叫作“精神分裂教學法”。我告訴我的學生,正常的思考和課堂討論要用一種理性的思維方式;應試的時候要用另外一種思維方式,你要知道命題的人希望你提供什么樣的答案。

我就是在這樣一條妥協(xié)的道路上走了十來年,直到有一天,我收到一個學生的一封信。這封信是我在重慶教書的時候,一個特別優(yōu)秀的學生寫給我的,他是我們?nèi)昙壱磺Ф嗳说牡谝幻?。當時他在走廊上把這封信交給我的時候,我挺高興,結果把信拆開一看,發(fā)現(xiàn)這個學生是批評我的,他不喜歡我上的歷史課,他的信里面有這樣一段話:

魏老師,我恨你、佩服你、同情你,希望永遠都不會遇到像你這樣的人。我根本不關心什么真相被淹沒,什么不公正的評價。我最關心的是我的成績,我覺得那些很無聊,是自找苦吃……我不要痛苦地生活在真相中,我愿意隨大流,愿意愚昧地、快快樂樂地活一輩子。

這個看法也沒有錯,如果放在一個五六十歲的人的身上就更沒有錯了,但是他才十五六歲。我感覺很難過,未曾年輕就已衰老,未曾希望便已絕望,未曾追求便已放棄。如果一個人在年少的時候就沒有了好奇心,那他的生命狀態(tài)是什么樣的呢?我很殘忍地想到可能就是這樣一個狀況:二十歲已死,八十歲才埋——一輩子沒變化嘛。

所以這個事情就促使我要徹徹底底地告別應試教育。我很幸運,有機會到了北京,北京相對寬松一些,尤其是十一學校,正好我趕上了改革的年代,一種嶄新的教學觀念正在學校里面普遍地鋪開。這種觀念跟我的教學觀一致,簡單地說就是開腦洞,上課要給學生開腦洞。

多角度“開腦洞”

才能更接近歷史的原貌

講鴉片戰(zhàn)爭的時候,必然要講到《南京條約》,一說到條約我們幾乎條件反射似的想到一個詞:喪權辱國。如果我們就這樣教給學生,他們能開腦洞嗎?我們借鑒了數(shù)學上的分類討論思想:《南京條約》里對中國實際上有利的、可以接受的,你找出來;不利的找出來;你覺得說不清的找出來。這樣一分類,學生的思考就更加縝密了。

比如關于開放通商口岸就形成了爭議。有的認為開放通商口岸方便了西方列強掠奪我國的經(jīng)濟、原材料,賺我們中國人的錢等等;但是也有同學提出了反駁:清朝開放通商口岸其實對中國有利且利大于弊,因為大清國的通商口岸就是現(xiàn)在的特區(qū)。這樣學生就會慢慢地喜歡這個課。

比如領事裁判權。眾所周知,領事裁判權是指外國人在中國和中國人發(fā)生了司法糾紛,不受中國法律的約束而交由外國領事根據(jù)外國的法律進行制裁——這明擺著是欺負人的嘛,但是我們上課要給他開腦洞:你要換位思考,生活當中換位思考,學習歷史也要換位思考。英國人提出領事裁判權有沒有他的合理性呢?

當時中國的司法體制是畫面上這樣子的:被告跪在縣大老爺面前,兩邊衙役“威武”一吼,“被告你招不招,不招重打四十”。而英國是一個法官戴著假發(fā),背后是陪審團,下面是控辯雙方辯論,最后陪審團裁決有罪無罪,如果不服可以提起上訴,不用跪,也沒有大刑伺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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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換位思考一下,你穿越到那個時代,愿意在中國的司法體制下被審判,還是在英國的司法體系下被審判呢?所以這個問題就很明白了:提出領事裁判權,并非就是僅僅為了欺負你,這可能反證出我們的司法體制當中有落后的、需要改革的東西。

又比如義和團、太平軍,教科書都對他們進行了高度的肯定:義和團是反帝愛國運動,太平天國是兩千多年農(nóng)民戰(zhàn)爭的最高峰,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,沉重打擊了侵略者和清朝封建統(tǒng)治等等,雖然有缺陷,都是瑕不掩瑜。

我們開一下腦洞,如果義和團成功了,它的滅洋計劃成功了,洋人全部殺掉、趕走,洋人的輪船、火車全都給拆掉、鑿沉,中國會更美好嗎?太平天國是失敗了,如果它成功了呢?以天王洪秀全在南京的所作所為,你覺得他統(tǒng)治中國會比大清更好嗎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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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我們上課的時候能夠給學生打開一扇一扇的窗戶,把課堂和教科書的圍墻一道一道慢慢地拆掉,你就會發(fā)現(xiàn)歷史原來是特別有魅力的一個事情,并不是“背多分”——那是對歷史學科的一種偏見。

再比如獨立戰(zhàn)爭,我們都說它是一場民族解放戰(zhàn)爭,是正義的、進步的,華盛頓是杰出的政治家。我們要這樣教給學生嗎?還要聽一聽他的敵人怎么看待獨立戰(zhàn)爭,怎么評價華盛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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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這堂課就設計了這樣一個環(huán)節(jié):首先呈現(xiàn)雙方的立場,美國的紀錄片《美國:我們的故事》講美國獨立多么正義;然后我們再放一段BBC的紀錄片,講這場戰(zhàn)爭就是“The Rebel”、叛亂,各自有自己的理由;最后各位同學討論一下,這是分裂,還是解放戰(zhàn)爭呢?

當時這個環(huán)節(jié)一出來學生就很激動,結果很意外的是,學生還沒有來得及舉手,聽課的老師要求發(fā)言。那天聽課的老師當中有英國老師,也有美國老師,當時這位英國老師是這樣說的:

“戰(zhàn)后美國獲得了獨立,局限在于獨立帶來的自由只是一小部分人的,是有錢人的;喬治·華盛頓的時代仍然有奴隸制,奴隸制是美國脫離英國很久之后才廢除的,所以戰(zhàn)爭的真正原因是事關最有錢的殖民者的利益?!?/span>

兩位美國老師對英國老師的說法實在是找不出反駁的理由,他們就簡單地說了一下“英國老師說的是對的”,然后就放棄了自己國家的立場。

這堂課下來之后,我有一個特別大的收獲,我發(fā)現(xiàn)可能人類社會的進步有一個典型的趨勢,就是以人類社會逐漸地脫離敏感為前提,越往后的社會演進,人類敏感的東西越來越少,越往前,人類敏感的東西非常之多。

在古代,貞操是個敏感話題,你敢議論某個人作風有問題?沒準人家就投河自盡了,家長就打上門來了。但是現(xiàn)在議論誰的貞操有問題,誰也不會投河自盡,因為大家覺得不敏感了。這是墮落還是文明?我認為是文明的表現(xiàn)。

知識和細節(jié)可以記不住

思維方式一定要改變

我之所以在教學中愿意用這樣的方式跟學生相處,其實源于我對歷史教學的一個根本性問題的思考,那就是歷史究竟是教什么的。一般我們都認為不就是教歷史知識和歷史上的那些結論嗎?讓我們了解它,以史為鑒、可明興衰。說實話,這句話過時了。

開發(fā)程序需要知道興衰存亡嗎?醫(yī)生做手術,需要知道興衰存亡嗎?都不需要。那為什么我們還要學習歷史?不但我們,西方國家也要學習歷史,而且他們非常重視歷史,美國從小學一年級到高中三年級都有歷史課。

實際上我們要重新思考這個問題:學歷史對我們的生活、對我們的社會有什么貢獻。我覺得最大的貢獻就是學歷史,或者說我教歷史是為了幫助學生學會怎么思考問題。你可以不知道秦始皇是什么時候統(tǒng)一中國的,可以不知道哪次戰(zhàn)爭是哪一年爆發(fā)的;但是思維方式要沉淀下來,這是我們歷史要教的,或者說也是學生學歷史要學的。我不那么在乎知識的細節(jié)一定要讓學生記住,反而學生和老師都獲得了自由和解放。

通過在北京這些年的教學實踐,慢慢地,我感覺到了我的學生有一些變化,有些學生變得不那么聽話了。有一次有一個老師聽完我的課很氣憤,他說:“魏老師,你這樣講歷史會把學生思想搞亂的?!蔽艺f:“搞亂了就對了?!?strong>我們?nèi)说恼J知過程是第一步學會相信,第二步學會不相信,第三步學會再相信。你得經(jīng)過不相信、質疑,沒有經(jīng)歷過質疑的結論都是不可靠的。

有一年我有一個學生給校長寫了一封信,批評學校的軍訓政策。這封信內(nèi)容很長,很有說服力,其中有一句話我印象很深,他說軍訓是無意義的付出,無代價的犧牲。這倒不是他最精彩的地方,而是他為此而進行的論證,以至于打動了校方必須要進行軍訓改革,把傳統(tǒng)的軍訓變成野外的拓展訓練、有主題的野外活動。

對于這個結果,我很高興、很欣慰:我的學生能夠這樣獨立地看待我們生活當中的問題。教育是干嗎的?說白了教育不就是要培養(yǎng)學生的三個要素嗎?第一,獨立的思想者;第二,終身的閱讀者;第三,公共事務的積極參與者。獨立思想是第一步。當然后來還發(fā)生了一件事情也讓我很欣慰,算是錦上添花,就是這個學生去年考上了北京大學歷史系。

學歷史的本質

是收獲批判性思維

所以在北京這幾年,我體會到了這樣一點——是我以前在地方上沒有的意識——那就是主動出擊,倒逼改革。

我剛到北京的時候,有一天跟北京市高考命題小組的負責人一塊兒喝茶聊天,他是大學的教授,聊到了高考、教育改革這些話題。我就提出了一個質疑,我說:“你們命題的時候,能不能把歷史題命得靈活一點,考察學生的批判性思維,不要考得那么死,讓學生去鉆那種很偏很深的細節(jié)知識?!?/strong>

他說不行:“你不了解,命題的主要成員是大學老師,被抽去命題的時候很多人是不太樂意的,因為要封閉比較長的一段時間,命題又不能作為他的學術成果。所以命完題之后,專家們只關心一件事情:考完試上網(wǎng)看一看大家的反應,罵不罵命題者。如果大家波瀾不驚,這次任務就交差了。”

所以命題是為了不挨罵,降低風險才能不挨罵,如果命題向思考的深度延展了,用那位教授的話來說“你們就會罵我們脫離了中學實際,我們不干這種吃力不討好的事情”。

他說:“除非你們中學教學變了,你們變得比較靈活了,變得有能力導向、素養(yǎng)導向了,我們命題的時候才敢變,這樣的話我們皆大歡喜?!碑敃r我就急了:高考是指揮棒,你們不變我們敢變嗎?你們不動我們敢動嗎?

我發(fā)現(xiàn)教育的改革——當然其他方面的改革我不太清楚——很多時候就卡在雙方都不敢動這樣一個情況當中,雙方都怕主動會帶來風險。

我們十一學校在2011年的時候啟動了一場教學變革:開設大學先修課,在美國叫作AP課程,是針對拔尖學生的。之所以開設是因為我們覺得這是為國家培養(yǎng)人才的必經(jīng)之路,已經(jīng)被世界各國的經(jīng)驗普遍證明了,就是對一些拔尖學生提前培養(yǎng)。

但是做這件事對學校來說沒有任何功利的回報,因為高考不會加分,學生做這個事情也得不到回報。當時我們學校就決定要做,沒有任何回報默默地做了兩年,突然有一天北京大學表態(tài),我們要開設AP課程,中國的大學先修課。

我第一次去北京大學培訓的時候,北京大學的招辦主任,現(xiàn)在是考試研究院的院長,秦春華教授就講了這樣一段話,他說我們要開設大學先修課,其中有一個原因是你們一些中學已經(jīng)率先動起來了,比如像北京四中、北京十一學校等學校已經(jīng)動起來了,我們再不開這個課就不好意思了,所以他們要做出回應。

這就是一個典型的倒逼出的改革,如果所有的基層學校因為沒有回報,明明是正確的事情不去做,那這個改革可能就會來得比較晚,甚至有可能永遠都來不到。

我剛剛到北京的時候還是有那么一股子的熱情,我抱著還“歷史教育本來目的”這個想法在我們學校工作的時候,其實是比較孤單的,沒有多少人理解。好在我這個人在這方面有點兒擰巴,我就要按我的開腦洞的方式來上課。過了一段時間,慢慢發(fā)現(xiàn)有些同事他就走向了你。

有一次,我從我們同組的一個同事的教室門口經(jīng)過,無意當中聽了幾耳朵他的話,他講的內(nèi)容跟我在課堂上講的內(nèi)容一樣,使用的資源是一樣的,設計的問題是一樣的,課堂的模式是一樣的。我當時特別高興,我找到了安全感,因為與你同行的人越多,你越安全,對改革者來說尤其如此。

慢慢地,我就發(fā)現(xiàn)走近的人越來越多,最后我就成為了我們歷史學科歷史一組的負責人。我把自己的這些教學資源,PPT、教案拿出來全組共享,然后編了一本教材,全組共同使用,于是與我同行的就不再是一個人兩個人了,是整個組。我們的一些分校覺得這個教材好,分校也拿去用,與我同行的不僅是我的教研組,還有別的學校的一些同事,這樣這條路慢慢地就走得越來越寬了。

我在北京這幾年最大的收獲是:不論是做人還是做事,你一定要主動、不能等,你不能等政策自上而下地實施了,你安全地去執(zhí)行。我們正處在一個改革的歷史關口,還處在探索的過程當中,好多事情是前人沒做過的,必須要有那種主動出擊的精神。

當初包產(chǎn)到戶是怎么來的?是小崗村的一些農(nóng)民立了生死狀先在基層搞了,農(nóng)民第二年吃得飽飯了,安徽省委一看這個不錯,報到中央再全國推廣,這不就倒逼出了改革嗎?深圳是最早的特區(qū),那個時候跟內(nèi)地就是不一樣,它是我們摸著石頭過河當中的一塊石頭扔到了廣東,不知道結果會怎樣,結果發(fā)現(xiàn)深圳搞得不錯,于是就從四個特區(qū)變成十四個沿海開放城市,再向內(nèi)地輻射,到今天為止,全中國都是深圳。

哈耶克在《自由秩序原理》里面曾經(jīng)闡述過這樣一個很重要的思想,他認為,人類文明和社會的進步其實無非就是自發(fā)秩序的擴展,自發(fā)秩序從哪里來,從基層,從民間。希望諸位都能夠主動出擊,去尋找我們自己領域的發(fā)展方向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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