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學四年級是寫作力的分水嶺，日常的“嘮叨”比刻意練習更重要

文 | 張大春

著有《文章自在》

編輯丨少年商學院新媒體部

學院君說：寫作不等于寫作文。但即使如后者，現(xiàn)在非常多的孩子從作文“寶典”中尋找捷徑成了家常便飯，而從長遠來看，這樣做對孩子的損害可能不小。今天我們分享著名華語小說家、臺灣文壇領軍人物張大春老師，從陪伴自己孩子成長到對兩岸青少年寫作誤區(qū)的分析與建議，相信對大家有所啟發(fā)。文末附提升孩子創(chuàng)意寫作與表達力的“少年編劇工作坊”推薦。

（臺灣著名作家張大春，莫言形容其為“《西游記》中的孫悟空”，言外之意為神通廣大，變幻無窮。）

今天寫作練習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試舉一例：圣誕節(jié)快到了，我想給我最好的朋友A（其實我們從來就不是朋友）送一份禮物，我想買好吃的食物送他，可一想，食物一旦吃完了，他不就忘了我嗎？應該選一份有意義的禮物。

于是我又想到買個好玩的玩具，可玩具一旦被玩膩了呢……最終我想到：他喜歡寫作文，我為什么不送他一年的學生作文雜志呢？圣誕節(jié)那天，我把禮物送給他，他非常高興，說：這是我收到的最珍貴的禮物。

總之，故事曲折，主題突出，老師看了很高興，準備交給雜志去發(fā)表，可就在老師點贊時，我自己卻看出問題來了，對老師說：我還是拿回去重寫吧。

我作文開頭寫正發(fā)愁怎么給A送禮物，這是圣誕節(jié)前，可結(jié)尾卻跑到圣誕節(jié)當天，開頭、結(jié)尾的時間對不上。

為什么會犯這樣的錯誤？因為整個故事是編出來的，旁人一眼就能看出是在撒謊。

寫作是表達自己，而不是揣摩他人

中國大陸和臺灣最相似的地方就是語文教學，大家都在搞命題作文，老師也都會教學生一些應試套路。

我也做過一點功課，找了大陸高考優(yōu)秀作文選來讀，坦率說，他們的詞匯量太豐富了，我同年齡時，可能連他們一半都達不到，直到今天，我也寫不出他們那樣的文章。

命題作文的最大問題在于，它引導學生揣摩出題者、閱卷者的想法，并裝成是自己的想法。這其實是件很恐怖的事，從8歲開始寫作文，到18歲高中畢業(yè)，這么10年訓練下來，人就會養(yǎng)成“頌圣”的習慣，動不動就是“頌”，喪失了獨立思考的能力。一定要小心“溫水煮青蛙”，特別是小學四年級前，找到正確的培養(yǎng)寫作力的方式非常重要。

如果所有寫的作文，都是揣摩他人的意思。我認為這樣的文化教養(yǎng)，在根本上出了極大的問題，可能我們在整個過去的作文教育，包括海峽兩岸的中小學，一直沒有判斷或者思考一個問題.

那就是，如果我們能夠有效率地培養(yǎng)孩子自己產(chǎn)生知見，而且能夠訓練思維或者辯證的習慣，那是不是就可以讓命題作文這件事情稍微往后退一步，也就是讓命題作文退場，讓應試作文離開真正所謂的文章的世界。

可能家長們會想，按您的方法教育孩子，萬一考不上大學該怎么辦？那么，我有上中下三策。

下策就是跟著老師走，老師說的可能不對，但有用，你心里明白就是了，一切等通過高考、上了大學后再說。

我有一個朋友搞作文培訓，他有個高招，讓學生背50到100句古人名言，隨時套用到自己的作文中，閱卷老師一看，你竟然還讀過這個，一下就把分給提高了，這可以算中策吧。

雖然我覺得，一切作文套路都等于公開作弊，但為了通過高考，也不妨試試。

上策比較難，需要培養(yǎng)一個人在感覺與表達間靈活的轉(zhuǎn)換能力。

總之海峽兩岸最統(tǒng)一的事情之一，就是如何在8歲到18歲之間讓一個孩子習慣于揣摩他人心意，并且發(fā)揮變成自己的思想，這一點，有時候想起來有點毛骨悚然。一定要引起警惕。

平常的說話比有意的訓練更重要

我從我的孩子進了幼兒園到小學二年級以前，因為我對古文字有興趣，所以我經(jīng)常想辦法把個別字形象化、生動化地編成故事，然后告訴他們。

但是到了大概三年級，他們開始寫作文，寫作文我不教的。我只有兩招，第一招，我說，你每篇作文拿給我看，我不看你的意思，不改你的思想，也不評論你的想法或者情感，我只改你的錯字。

他們兩個到了四年級的時候，哥哥想開了，說不對啊，四年級了，你不可能不看我思想。事實上這也是我小的時候，我的父親看我的作文、日記、周記，我都讓他看。

為什么讓他看？他說他只看錯字，他也始終確守他的承諾，從來沒有對我的思想或者意見有任何看法，就說哪里有錯字。所以我信守這個傳給我兒子。

我們家孩子跟父母對話的時間是非常長的，每天在飯桌上，或者其他一起共處的時間，是不斷講話的，這個訓練從他們上幼稚園開始，一直到他們不太愿意跟我們講話為止。

他們從來沒有在任何求學階段，被選為寫作文的代表，作文分數(shù)大概在比較好的程度。看起來，四年級就像是個分水嶺。

有趣的是，有一天我忽然發(fā)覺，有一個雜志向我的女兒邀稿，邀稿后她也不想寫，她母親就逼著她說人家向你邀稿，寫五篇書評，我看五篇書評嚇一跳，我以為是專業(yè)書評家寫的，結(jié)果是她媽開車載她的時候，在路上她用手機打的，打了五篇書評。

真正的缺點顯現(xiàn)了，每一段統(tǒng)統(tǒng)都是逗號加一個句號，標點符號沒人教，她在學校也不好好學。但是表達意見之清晰，舉證之明朗，而且在議論分析條理上沒有瑕疵，我嚇一跳。

我不是吹自己的孩子，畢竟他們離寫文章的人差得太遠，可是我相信他們之所以能夠那么清晰，那么條理分明的表達，很重要的是基于平常的說話，跟他溝通的時間要長，面向要廣，而且無所不談。

講究次第，溯回古典

寫文章和寫書法一樣，要講究一個“次第”。

我從小生活在眷村里，對門住著一個馮伯伯，也是講故事的好手。馮伯伯講過一個“飛天蛇”的故事，說一個小和尚為了救師父的病，去山洞里取大蛇的膽囊，走了三天三夜還沒看到蛇——因為他就在大蛇的肚子里。

這個故事嚇得幼年得我魂飛魄散，但成年后想起來，服膺的卻是其中故事經(jīng)驗的傳達方式，也就是先說什么后說什么的“次第”，甚至具體到某個人物出場的時間，晚出場接不上，早出場不夠味。

“春夏秋冬”四本，也有一個次第在里面：《戰(zhàn)夏陽》是“偽學術論文”，用考證的文本形式寫傳奇；《一葉秋》是母親、姑姑、奶奶、曾祖母、高祖母等十幾個老太太傳承的家族故事。

至于《島國之冬》，在我的設想中，是能夠在技巧上呈現(xiàn)出一種從中國古典說部、書場、評話“過渡”到西方現(xiàn)代小說的痕跡。

我小學就讀教會學校，英文功底還算可以，國中（初中）時便能閱覽英文小說，高三時即開始寫小說，早期的《四喜憂國》、《將軍碑》、《公寓導游》等小說，在敘述上都具實驗意味，比較向西方現(xiàn)代小說靠攏。

（張大春的《公寓導游》）

只是如此許多年后，我猛然意識到，當代作家是在用漢字寫西方小說。我不太想夸張說，我們應該有種國族主義式的自覺，寫純粹的中國小說。

只是在那樣習焉不察的書寫慣性上，一直用漢字寫西方小說是件蠻悶氣的事情。悶氣，這種頗不舒服的呼吸狀態(tài)，是促我后來重新溯洄于中國古典史統(tǒng)、說部、筆記中的原因之一。

中西對讀之下，我重新發(fā)現(xiàn)了縈繞于中國傳統(tǒng)中的“驚奇感”，那一種初刻拍案驚奇式的驚奇，但所異于或欠于西方小說的是，故事和人的真實處境是無關的，故事歸故事，你歸你，我歸我，而非后者對復雜人性的活化和刺激。

于是，讓這兩個傳統(tǒng)碰頭，借由驚奇性的故事把人性說得更透徹，是我現(xiàn)在所躍躍欲試的。現(xiàn)代小說有現(xiàn)代小說的局限，傳統(tǒng)筆記有傳統(tǒng)筆記的局限，這兩個傳統(tǒng)不碰頭，是很難讓各自已經(jīng)智識化、公式化的寫作得到突破的。

一個傳統(tǒng)在經(jīng)過無數(shù)累積、沉淀、復制之后，本身會貧乏，必須遇到其他的傳統(tǒng)，才能將它激活。

嘗試“炫技”，與眾不同

面對惶惶不可終日的考生及家長，我總想說：如果把文章和作文根本看成兩件事，文章能作得，何愁作文不能取高分呢?

以考試取人才是中國人沿襲了一千多年的老制度，以考試拚機會更是這老制度轉(zhuǎn)植增生的馀毒，既然不能回避，只能戮力向前，而且非另辟蹊徑不可。

怎么“另辟蹊徑”？一般說來，真正的好文章不會是他人命題、你寫作而成就的。但凡是他人命題，就只好換一副思維，把自己的文章當作謎面，把他人的題目當作謎底。

你周折兜轉(zhuǎn)，就是不說破那題目的字面，可是文章寫完，人們就猜得出、也明白了題目。

在《中時晚報》任職時，我還當過一個聽起來奇怪的“撰述委員”，每天看30份報紙，將有趣的新聞摘錄，編成包含著政治隱喻和社會現(xiàn)實的戲謔小說，下午見報連載。

這些小說連載一年余，結(jié)集為《大說謊家》，而另一長篇代表作《城邦暴力團》也是如此，看起來處處考證細致，似乎又滿篇皆是虛構，把所有線索放在一闋《菩薩蠻》里，留給讀者去拆解。

有人說我的寫作好“炫技”，我要抗辯一下，在沒有什么必要炫技時，我是不會炫技的，但我發(fā)現(xiàn)一個技術而別人沒發(fā)現(xiàn)，那我要炫出來。

我們常說，文如其人，其意大體是說文章往往體現(xiàn)了一個人的閱歷、性格和思想，即與別人不一樣的地方，好比我們從李白的詩中可以讀到灑脫恣意，從劉禹錫的詩中則會領略豪邁。如果文章千篇一律，縱使摘艷熏香也難避空洞無物，又何談好文章？

積累詞匯，善用動詞

如果讓我對孩子們作文有一條什么建議的話，我建議盡可能寫簡單，少用形容詞、副詞，多用動詞。

在作文教學中，一些老師會鼓勵學生濫用辭藻，這是因為“五四”后很長一個階段，白話文發(fā)展不太成熟，那時人們對副詞、形容詞比較寬容，在徐志摩、朱自清的文章中，都會有一些長句，但這種寫法未必適合當代。

我覺得在今天漢語寫作中，阿城的東西最干凈，比如小說《棋王》，幾乎沒用什么形容詞。

當然，寫文章都會用到形容詞、副詞，但我寫完東西后，會做一番減法，將沒必要的詞統(tǒng)統(tǒng)刪掉。

我記得以前在大學教現(xiàn)代散文課，朱自清、徐志摩、郁達夫這些，我認為這些文章都還有著某種在白話文運動初期階段，對于使用白話文無比興奮而形成的沒意義的、空泛的堆疊，有趣的是減法，所以我就在散文課上做一些嘗試。

比如說可不可以寫一篇文章，只有名詞、動詞、介詞和虛詞，沒有形容詞，這些東西我在教的時候，還沒有體會到真有這樣的文章，我后來看到阿城的文章，我每看一篇，他寫任何事情，我都樂.

他那種干凈就是沒有不必要的形容詞，也沒有不必要的譬喻。如果說他平鋪直敘，你會因為他的那個減法，因為簡潔干凈，會記住他特別生動的某些語言。

我記得他在《樹王》里有那么兩句話，聽起來俗得不得了，可是傳神了，我經(jīng)常想起來。“我不過是個屁眼兒大的官”，“你還在我屁眼里”，非常鮮活。

契訶夫的那個《小公務員之死》非常清楚的一個意象，那兩句話，抵得過契訶夫一個短篇。

（契訶夫《小公務員之死》）

在臺灣有一個我非常敬仰的老前輩，短篇小說作家黃春明，我認為他是臺灣最了不起的短篇小說家。他70多歲的時候跟我說，“大春啊，你不覺得文學小說這些，會寫的人越來越少，讀的人越來越少嗎？”。

當然這種感慨很尋常，可是我沒想到他后面說，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嗎？他說，“我認為現(xiàn)在的孩子，腦子里面的動詞太少，最常使用的動詞就是‘買’。”

我認為，這一問題的出現(xiàn)，原因不在于孩子缺乏想象力，而是他們沒有時間沒有條件去參與更多生活體驗。